【中文关键词】 行诉解释。

从审判团队内部来看，基层法院组建审判团队后，对于简易案件，由独任法官审理案件并制作签署裁判文书。法官助理，顾名思义就是法官的助理。

因此，法官助理的选任直接影响着法官审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书记员则负责庭前准备的事务性工作、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庭审记录、整理归档案卷材料等工作。[1]Strakosch,State Absolutism,66-7. [2]魏新璋：司法责任制下新型审判团队构建研究，载《实证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6]陈涉云、孙文波：《法官员额制问题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三、审判团队概念的辨析与厘定 虽然《意见》明确提出基层法院可以组建审判团队，但是学术界和法院系统对审判团队的具体含义仍然存在着模糊认识：如有司法实务部门认为，审判团队是以办案为目标任务，以法官为中心，配置一定数量的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组建而成的相对独立、密切协作的办案单元和管理单元。

另一方面要探索审判业务流程再造。从审判团队外部来看，审判团队实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势必会压缩院、庭长的行政干预空间，最大限度的保障审判团队行使审判权的独立性，也更有利于司法责任的落实。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

而法则是客观的，对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换言之，行政裁量也受法律拘束(尽管它可能是宽缓的)，绝非法律彼岸的任意。对于行政实务而言，本文对我国判例理论进行考察所得出的上述结论意味着：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尽管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但作为一种执法实践，亟需在法律技术上进行推敲和调整。即认可或要求裁量基准的适用以司法审查为前提。

在此，必须对此种个别情况考虑义务的理论意味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作为法的具体化的裁量基准 首先看①裁量基准(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并未被设定的情况。

其合法性是一个未决问题。[8]原告的餐厅在《餐饮服务许可证》到期后，继续经营8天。只有那些有个别情况需要考虑的案件，个别情况考虑义务才有用武之地。[60]这两种分属于不同时代的行政裁量观念同时呈现于我国当下，耐人寻味。

至于在该处罚幅度内如何选择，被告并未出示裁量基准，而是在诉讼中着重主张了从重处罚的两点理由：①2万元罚款仅占法定最高处罚数额的40%，并不畸重。故而，行政机关何时负有个别情况考虑义务是一个必须首先加以探讨的问题。[58]如果说《企业所得税法》第28条将之作为税收减免措施的条件加以规定，意图即在于为税务机关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留下空间，那么这种具体化形态的不同，原则上就是没有问题的。王锡锌教授和余凌云教授则认为，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以细化的规则对执法人员裁量空间的挤压或者压缩甚至消灭。

如，在邬学勋诉金塘市监局案中，比例原则指引法院(要求被告)将目光投向原告所涉过期食品的货值和使用情况，以及相邻行政区域的量罚情况，而不能仅仅着眼于罚款金额在法定幅度内是否畸重，或者片面地着眼于原告是否有过错。尽管其审查是极为浅显、评述是极为简略的，远未达到施素兵诉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案承办法官所说的主动介入的程度。

①《条例》虽然要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但现况是各相关部门只实现了本地区的信息共享。这种分歧的背后是裁量一元论与裁量二元论的对立。

[48]原告作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被罚款1900元。更为重要的是，何庆友诉香洲交警案中被告以电脑应用平台的技术特征为理由，主张个别情况考虑义务的免除，但法院明确否定了这一主张。本案还是公报案例，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0期。[22] 关于此点，康德在其道德哲学——道德与法均是规范，因而其内在逻辑的共通性毋庸置疑——中的概念设定，即准则与法则的界分有启发意义。这是本案所能得到的最为融贯的说明。作者简介：王天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具体而言，参赌人员为逃避打击，想方设法使赌资难以确定这一情况，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所未预见的个别情况。[14]《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71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撤离现场而未撤离现场，妨碍交通的，对机动车驾驶人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27]因为，这些案件中被告对事先成文化的裁量基准的未予援引或续造本身也是裁量基准，行政对法的具体化并未因裁量基准的事先成文化而完结。语义不清楚或者有歧义的，可以根据上下文和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则等确定其涵义。

相应地，各类型之间肯定是并列关系，但不一定是对立关系。由于行政法规范首先是面向行政机关的行为规范，这一问题不仅在行政诉讼中无法绕过，在行政过程中也难以回避。

再如，在姜国富诉攀枝花交警支队案中，[44]原告在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滨江大道上超速35%驾车，被罚款200元、扣6分。如前所述，法律生活是复杂的，远非法律法规→裁量基准→行政行为这种逐级递进的简单图式。换言之，以裁量基准司法审查论为前提，以平等原则为中介，原则上认可或要求裁量基准的适用，同时为考虑个别情况留下余地。[15]唐文：电脑应用平台顶格设定罚款金额且不能调整的司法应对，《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29期，第97-98页。

②没收违法销售的不合格电线产品。由于本案中被告未考虑原告经营形态的特殊性(消费报表中包含着大额的内部消费和免费券)，仅根据消费报表就认定了其违法所得，导致效果裁量发生错误。

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案例所立足的行政裁量观念，与裁量一元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理由的缺位 探究这些案例背后的行政裁量观念，需要从其采用这一立场的理由入手。本案意味深长之处是，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并无裁量基准可资参照或执行，其裁量理由是在诉讼阶段提出的。

[22]笔者视野所及，裁量基准是裁量理由的事先成文化这一命题最早明确出现于Bertrand氏作为政府专员对著名的法国地产信贷公司案判决所作评述(CESect.11déc.1970, CréditfoncierdeFrancec/DemoiselleGAUPILLATetDameADER, Rec.750, concl. Bertrand.)。[59]就本文所涉猎的案例而言，梁占峰诉广州交警案二审判决的问题就在于，过多地考虑了行政便利而逸脱了法律框架。

同样情况还有彭运强诉厦门市海沧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建行政处罚案，[2014]厦行终字第40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6月19日审结。而确保这两种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合法性，则是法院责无旁贷的任务。这种复杂的样态意味着，对我国法院迄今为止就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问题所展开的判例理论加以统合性说明，异常困难。如，在刘德生诉胶州环保局案中，[17]原告建设经营的冷库未经环保部门批准，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主体工程未经验收即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前)第16条。

如，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论与裁量基准司法审查论两者是并列关系，但并不对立。这两种立场能否两立？能。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9条规定：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有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信息共享机制。康德，见前注[23]，第33页。

[58]如，国家税务总局在2014年发布了《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第23号)，将上一纳税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且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本年度采取按实际利润额预缴企业所得税款，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额不超过10万元的，作为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条件。由此，本文的阶段性考察归结为这样一个规范性命题：行政裁量基准原则上不应当被严格适用(换言之，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原则上应当进行个案考量)，除非裁量授权规范的意旨是可以免除行政机关的个别情况考虑义务。